中产最怕战争？从一本民国账本看：战争对中产阶级影响究竟有多大

中产最怕战争中产币？从一本民国账本看：战争对中产阶级影响究竟有多大

中产阶级最怕的是战争，因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他们最求“稳”，也只有稳，他们的生活才能维持体面中产币。

全面抗战开始那年，民国中产阶级代表人物董士沅正在一家地方货栈担任掌柜，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一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产币。

此时，农村出来的他，刚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中产币。董士沅是个精明的商人，因为上有老下有小，且全家开支全靠他一人维系，所以他养成了记账的习惯。这本账本后来穿透时空，流传至今。

该账本记录了董士沅2000多笔收入和开销，时间从1936年1月记到1942年2月中产币。账册是当时通行的“腰格通天条”账式，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。

从买水、买盐、交通、娱乐到人情往来，事无巨细，董士沅一一记录在册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，几乎没有任何涂改中产币。

透过这本账本中产币，我们能基本还原出：战争以前他的体面生活：

他住在小城一座大房里；每日的吃食都极讲究，饭桌上有鱼、肉、蟹、鸡蛋等，他经常购买烧鸡；他出门要坐黄包车，平日街上买办，要雇人力帮忙提重物；他常买各种书籍、字画；他人情较重，经常有婚丧嫁娶、宴请随礼等；他还定期洗澡修发、打赏伙计等中产币。

账本里有一个细节侧面佐证了他的“讲究体面”，他几次短期下乡时，都会有特别的支出用来购买开水、鸡蛋、馒头、咸菜等饮食中产币。这说明，乡里的饮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。他下乡收租时，高昂的交通费用与早茶、点心等项支出也表明，他非常看重“体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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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士沅下乡收租的账单

维持他体面生活的，一是他稳定的工资来源，每月平均46元左右，另外还有年终奖；二是他在商号存款所获得的利息收入、他以投资人身份入股后所得的官利和分红中产币。根据账本记载，他每月平均收入是103元。这个钱数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妥妥的中产阶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相比普通上有老、下有小的中产，董士沅只有小，而没有老中产币。他的父母在他的账本开始记账前，已经离世。很明显，他的经济负担实际并不大。

1936年，随着战争的临近，国内的反战动员开始加强，董士沅作为商界人士，积极捐助抗日中产币。他的账本上记载：1936年12月2日，他曾捐1.34元资助“援绥军”抗日作战；1937年9月7日，他购买爱国公债10元；日寇轰炸宿县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，他积极捐助医疗费5元，又向红十字会捐助5元。

在这些之外，账本还记载了他数次给慈善组织捐款、施药等捐助活动中产币。

从这些可以看出：董士沅是个爱国且有良知的中产，他也深知抗战面前，国人必须团结一致的事实中产币。

民国中产

1937年底，随着上海、南京等地爆发战争，远在安徽的董士沅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，他预感到：战事迟早会波及到他所在的安徽中产币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家人，他的祖籍是江苏武进县，即今江苏常州武进区，要知道：那片土地已经陷入了战乱中。

董士沅开始频繁通过邮递给家人汇款汇物，他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中产币。那段时日的账本上，他竟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：

“拾一二月份，家用米虽能寄，回望里门，不知如何情形，旅人心绪，不言而知中产币。惟有默祷天帝，佑彼妇孺，逢凶化吉也。”

“拾一二月份，家用米虽能寄，回望里门，不知如何情形，旅人心绪，不言而知中产币。惟有默祷天帝，佑彼妇孺，逢凶化吉也。”

从这段文字可看出：他痛恨战争，牵挂家人却又无可奈何中产币。战争来临时，不像富人一样有权有势，他们这样的中产无法利用权势牟利、助力家人，他们甚至也不敢丢下所有离开。富人即便在战乱中也能过得还不错，民国的穷人在任何年月里都是最底层，他们走到哪儿都是难过，只是程度轻重不一样。

不肯丢下那点稳定收入的董士沅一直在观望，日本人打到他家门口时，他并没有马上回家或外出避乱，而是继续留守商号中产币。他抱着一丝侥幸：希望自己能在战乱中依旧安稳地活着。

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说明：他的想法多少是太过天真了中产币。

日本人占领安徽后，对沦陷区的粮食流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，他工作的商号生意陷入停顿中产币。这也就意味着：他失业了。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董士沅依旧在伺机观望，他想等奇迹。留守一年后，他终于接受了事实：他去被迫到上海商号总部办理了交接手续，然后返乡居住，以另谋生路。

返乡时，一向坐火车的他，选择了乘汽车和轮船绕远路回家中产币。这当然是为了安全考虑，要知道：战乱年代，火车被炮击的几率是极其大的。

选择绕远路回家，他一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比过去增加了不少，一路上的劳顿也可想而知中产币。在还乡路上董士沅想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，可以肯定的是：对于未来，他充满了担忧。

返乡之后，没有了工资这份固定收入的董士沅变得异常节俭了中产币。他先是将自己较大的房子租出去了，然后，他用租房的钱租了一个破旧的小房子，并带着家人搬了进去。如此一通操作后，他每月可以获得约十元的租金差来改善家庭收支情况。

将房子租出去的同时，董士沅还做起了兼职：他将自己的字画卖出去换些钱补贴家用中产币。做兼职的钱和房租差显然不足以维持董士沅一家的生计，好在，战争年代，他仍能不时获得若干笔利息或投资收益，偶尔，他还通过与人作中获得少许收益。

即便依旧有收益，随着物价不断上涨，董士沅一家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中产币。这点，我们从账本上就能明显看出来：

首先，他买肉类、酒类、宴客招待甚至洗浴、理发等方面的开支明显减少了，而另外两项支出却明显地增加了：一项是看相、算命的迷信开支；另一项是与亲友联络的邮递开支中产币。

邮政挂号凭单正反面

董士沅会频繁花钱看相、算命，足以说明他感觉生活非常不顺且痛苦、迷茫，他和所有遭遇不幸的人一样：想靠玄学来给自己一点方向，一点安慰，一点提示中产币。

董士沅的账本里，还有一个非常刺眼的项目：办理良民证，费用是1.2元中产币。此外，他还不得不按时向伪政府交纳所得税、警苛等各种苛捐杂税。

民国良民证

期间的董士沅依旧去洗澡、理发，只是，他明显很少同时洗澡、修发了，分开做的时候更多了中产币。背后原因是：他的经济状况紧张，分开支付可以适当缓解经济压力。

生活明显一年比一年难了，可董士沅依旧非常讲究，这点，我们依旧可以从账本上看出来中产币。战争年代，他下乡时，依旧有部分支出用来购买开水、鸡蛋、馒头、咸菜等饮食。只是，这时期的他已不再吃那些昂贵的点心了。

战争年代，董士沅账本的一个最大特点是：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明显减少，而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明显增加中产币。

这点很容易理解：战争年代，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供给减少，导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快速上涨中产币。

董士沅的恩格尔系数图

食物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上升，即恩格尔系数上升中产币。

恩格尔系数通常用来衡量家庭贫困程度，恩格尔系数越高则说明该家庭越贫困中产币。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，其恩格尔系数会逐步降低。

国际上通常认为：恩格尔系数在0.6以上的家庭为贫困水平、0.5～0.6为温饱水平、0.4～0.5为小康水平、0.3～0.4为富裕水平、低于0.3为最富裕水平中产币。

从董士沅的恩格尔系数来看：日本入侵之前，即1938年以前，他的恩格尔系数较低，从数值来看，他甚至接近最富裕水平中产币。1938年上半年恩格尔系数变为0.605，此后除了1939年上半年较低以外（系数为0.303），其余时期均高于0.6，属于贫困水平。

董士沅的恩格尔系数

无疑：战争让那个曾经出入有“行李力”“车力”等苦力雇佣和各种“赏钱”，如“赏茶房2元”，“赏倒便桶1角”等的中产董士沅一家，重新变成了贫困人口中产币。

越到后期，董士沅越发努力在记好每一笔账，他越想用好每一分钱，我们越能感觉到他的经济之窘迫中产币。

不难想象，期间的董士沅心里充满了恐慌，他害怕自己重新回到父辈那样的穷人序列中，可一切已经无法逆转中产币。

董士沅苦苦挣扎之时，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富人，总是能够更早地嗅到社会风向变化的端倪，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中产币。而穷人们，则依旧和以往一样苦苦挣扎度日，他们中的很多都死于战乱。

董士沅最值得今世的人们敬佩的一点是：即便已经变得贫困了，他一直未放弃阅读，未放弃购买书籍中产币。战乱年代，书籍往往便宜，董士沅常买书，他仔细地将每一笔买书费用记在了账本里。

董士沅手书中产币，收支下有一行小字：量入为出

六年里，董士沅购买的各类书籍非常多，他买过的书籍包括《法律质疑汇刊》、《诗经集对》、《墨子汇海》、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等各种，法律、铁道史、美术史、英语词典等书籍，也在他的购买范围之内中产币。

读书能让人平静中产币，或许，董士沅也是在用读书的方式，让在乱世里苟全的自己平静吧！

董士沅的账本只记载到了1942年2月，他后来的生活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中产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关于董士沅的种种已越来越难考证，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：他用这本账本，从另一个维度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，也很好地回答了“中产阶级为何害怕战争”这一大命题。